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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大阳檀道界》摩崖刻石蠡探
2016-08-23    浏览(990)    作者:贾江水    来源:柴新胜 官方网站

摘要
     
       西汉初期,是书法书体由篆转隶的过渡时期。这一时期的书法遗存主要有,长沙马王堆西汉墓出土的帛书和近些年发掘出土的简牍书法。竹木简牍是当时普遍使用的主要书写载体,因其形制狭窄,对书法的整体布局和书写者的技艺发挥有所限制,所以,不能体现当时书法发展的全貌。而该时期的刻石遗存,因石面较大、宜于布白,能够清晰的展现出当时书法发展的脉络。但因年代久远,刻石遗留甚少,几如凤毛麟角。近来,山西省芮城县境内发现一方汉代摩崖刻石,引起有关人士的重视。本文试以当地历史文化背景为线索、地理环境为依托;以书法发展史为轴线,探寻刻石产生的原因;解读刻石文字的内容;判断刻石的年代,以总结出该刻石的历史意义和艺术价值。

      关键词      西汉   摩崖刻石   大阳檀道界   隶书   山西芮城   篆隶转换   混血字体   地理环境

      

      引言 


       摩崖刻石是指在山崖石壁上所刻的记事类题记,马衡《凡将斋金石丛稿 ·  中国金石学概要》指出:“刻石特立者谓之碣,天然者谓之摩崖。” ,清代学者冯云鹏、冯云鹓也在《金石索》中说:“ 就其山而凿之曰摩崖。” 摩崖刻石有些经过书丹而后刻,但也有不少是直接奏刀凿刻,故其书风多自然开张、气势雄伟、意趣天成,表现出一种阳刚之美,具有珍贵的历史文物价值和书法艺术价值。近来,山西省芮城县境内发现一方西汉时期的摩崖刻石。然而,现存刻石已与山崖分离,呈一不规则形大石块,石面风化,纹理斑驳,经历过千载风霜,背负着历史的蕴涵,唯有上面所刻字迹告诉人们2000多年前的世事沧桑。此石上刻“汉大阳檀道界” 等字样,当地学者初步考证为汉代大阳县(今山西平陆县)与河北县(今芮城县)界碑。
      《 汉大阳檀道界》摩崖刻石,据传,原在山西省芮城县境内,解陌公路旁40亩坪南畔石崖上。上世纪80年代开山修公路时,崖破石分,流落民间。村民将其移至门首,借为乘凉之凳,磕镢之石已久。当地画家张昌先生下乡采风偶然见到,经寻访、拓印、辨识 ,感觉此石非寻常之物。经与当地村民协商,付重金将其运回县城《蕴宝斋》,视为镇斋之宝。

       一    探寻当地的历史文化背景

      《汉大阳檀道界》摩崖刻石发现地的芮城县,在商周时期为芮国,与东面舜的后裔所建立的虞国相邻。约在3200年前,两国之君因争相邻之田,久而不决,引发“虞芮之讼”,后人称为“虞芮质成”。起因是,两国边民因土地纠纷引发争斗。双方互不相让,连两国国君也翻了脸。当时,周国国君姬昌积善累德,在诸侯中德高望重。虞、芮两国君就议定相随到周国去,让姬昌给仲裁。一进周国之境,周人文明礼让。但见“民俗皆让长”,“入其境,则耕者让畔,行者让路”;“入其邑,男女异路,斑白不提挈”;“入其朝,士让为大夫,大夫让为卿”,使两位国君不禁脸红而惭愧。于是,两人未见文王,各自回国。后便主动将所争土地让出,结果双方推让不受,土地便闲置,后人称之为“闲田”或“闲原”。《诗经  ·  大雅  ·  绵》:“虞芮质厥成,文王蹶厥生”,意思为,虞芮不再相争,乃文王感化他们的本性。以此歌颂周人领袖姬昌的盛德。周初,武王封姬姓子弟到虞国、芮国,建立新的诸侯国。前11世纪,周武王把卿士芮伯良封在芮邑。周成王在位时正式建立芮国,国君被称为芮伯,曾在周王室担任司徒职务。《史记  ·  卷005  ·  秦本纪》记载,秦穆公二十年(前640)灭芮国,亡国后,芮国君主宗室以国为氏。
      《史记  ·  魏世家》引郑玄《诗谱》云:“魏姬姓之国,武王伐纣而封焉。” 这是说,古魏国乃周武王克商后分封的姬姓子弟国。《史记 · 正义》载:“魏城在陕州芮城县北五里。”《水经注》、《读史方舆纪要 》及《芮城县志》等亦有记载。杨伯峻先生云:据《毛传  ·   魏谱》,其封域南枕河曲,北涉汾水。孔《疏》亦引《汾沮  ·   洳 》“彼汾一曲”及《伐檀》“置之河干兮”以证云。则其地当在汾水之南,黄河之北。大概当今山西省芮城至万荣之间,存世约500余年。 现在的芮城县城北,现存有古魏城遗址及北城墙。此地域出土有西周、东周时期遗物 ,在城西有西周晚期到春秋早期的墓葬群,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七批全国文物保护单位。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 ,《伐檀》选自“十五国风”中的《魏风》。风指民歌,也就是魏国的民歌。檀树的木质很硬,古人用以造车。因而,伐木的劳动强度很大、很辛苦。《伐檀》表现了古代劳动人民对不劳而获、巧取豪夺者的谴责和嘲讽。而古魏城东北中条山有檀道岭,岭下有檀道村,村边有檀道庙也证明了此处与《伐檀》的渊源关系。
       西汉初年,汉高祖除魏豹,定魏地 。置河北县于古魏城,隶属河东郡。将周武王时的虞国、春秋时的晋大阳邑置大阳县,同属河东郡。当时,天下初定,高帝实行“约法省禁,轻田租,十五而税一,量吏禄,度官用,以赋于民”。也就是制定法律减少禁令,以利发展生产,农田租税规定为十五分之一;限定官吏的薪金,限制官府的用度,平衡官府的财政收支,维持起码的官府机构运转,尽量减轻百姓的负担。后来,经过“文景之治”,经济得到迅速发展,形成了国家财政充实,人民生活安定、安居乐业的太平盛世。可以说,西汉时期,是一个经过休养生息,生产力得以全面发展,社会经济极大增长,实力雄厚,科技、文化艺术空前繁荣,成果卓著的时期。其时,人文精神风貌总体地呈现出生气勃发、质朴雄迈的特征,这些时代风尚同时体现在当时的刻石制作中。从西汉时期遗存的《五凤刻石》、《杨量买山地记》、《群臣上寿刻石》、《苏马湾界域刻石》、《东连岛界域刻石》等资料可以看出刻石在当时的作用。无论官方、民间或用其记录重要事件,或用其界定地域。不仅延续了商周青铜器铭文及前朝刻石的功用,而且使刻石这种经济适用、制作方便的艺术形式发扬光大深入民间。为避免“争畔”事件的再次发生,《汉大阳檀道界》摩崖刻石便在这种社会状态下应运而生。


       二    以地理环境为依据解读刻石内容


      现 存刻石 高66cm,宽43cm,石块状。石面风化,纹理斑驳。整石半为自然石纹,半为断裂痕迹,原石似应在崖侧或崖顶。全石文字为“汉大阳檀道界君位至三公”,字径8-14cm,大小不等。据当地文博学者、地方史专家景昆俊先生考证:大阳县在春秋时为晋邑,汉置大阳县,属河东郡。因在大河之阳,故名(见《汉书  ·  地理志》)。其治所在原平陆县城,上世纪50年代修三门峡水库时淹入河底。檀道现在是芮城县陌南镇的一个小村子,位居芮城、平陆两县交界处。其地片古称“虞芮闲原”,即历史上有名的“虞芮让畔”故事发生地。村子正与中条山上檀道岭的峰头相对(见康熙版《芮城县志  ·  图谱》)。村边有后土庙,俗称檀道庙。其规模甚大,山门为大阳、河北(今平陆、芮城)两县交界点,古庙属两县共管。每年春三月有盛大庙会。地方人士认为,此村名与《诗经 · 魏风》之《伐檀》篇有关,这里是古魏国伐檀人运送檀木之通道。据《芮城县志》记载,西汉时期,芮城为河北县,属河东郡。为什么两县界称“大阳、檀道界”而不称大阳、河北界?笔者认为有两种可能。其一,檀道由来已久,即运送檀木的通道,已成为“檀”之产地的代名词。这一点从《诗经  ·   魏风》中有《伐檀》篇即可看出,景昆俊先生《古魏城与<诗经  ·   魏风>》(见台湾《山西文献》第六十六期)亦可印证。《诗经》产生于公元前十一世纪,大致在商、周时期,其时中条山所产之檀已源源不断的经檀道向外输送。“至唐贞观初年,朝廷仍以中条山檀木所制之弓为供品”(见光绪版《永济县志》)。从商、周至唐初这段漫长的历史阶段可以看出,檀道的历史极其悠远漫长。其二,从古檀道运送檀木路途遥远,且古时运送工具滞后,产地人民既伐檀又运檀,疲于奔命。所以,官府在檀道上设立相当于驿站的处所,相递传送。即由河北县运送至大阳县檀道界,再由大阳县运送至下一地界。这样不仅能减轻当地劳动人民的负担,而且能使檀顺利送达目的地有了坚强的持续力量。如果此说成立,《汉大阳檀道界》之“界”是指处在两县政区之界处的檀道之界。这样,对刻石文字内容会有一个合情合理的解读。但原石无其他字迹可寻,又无资料备索,痴人臆测,权作酒高呓语。

      景昆俊先生提出疑问:此刻石中有“君位至三公”之语。这个“君”是指谁呢?为什么在地界刻石上,刻下此语?并推测是对主持刻石者的介绍和颂扬。对于“君位至三公”究竟指谁这个问题,景先生说:原石又无其他字迹可寻,同时,两县的志书上,也无这个“三公”级人物的记载。限于史料,谜团难解。据考:“三公”之称,见于《书  ·  周官》:“立太师、太傅、太保,兹惟三公,论道经邦,燮理阴阳。”西汉以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为三公(《汉书  ·  百官公卿表》)。均为辅佐君王,手握军政大权的最高官员。像这样重量级别的人物,在两个县级治所内,恐实难找出。就如现在在县政府里找一个国务院总理一样,不可思议。唯一的解释就是后土庙所供奉之神。查资料得知,后土庙主要供奉的是后土夫人。是掌管阴阳生育,大地、山河的女神。自秦汉以来,历代帝王多有祭祀,把她同玉帝的祭祀规格设为一致。可见她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因两县交界点正在其庙山门,加上古人对神明的尊崇与敬畏,因此,在“规模甚大”的后土庙(俗称檀道庙)附近所刻之界标,便加封神明位至三公。一来显示对神灵的敬重之意,二来祈求神灵护佑,檀道畅通无阻,人民安居乐业。两县境界分明,互无争端。所以才能和平相处,“展现两县乡民和合礼让之风。”以达“论道经邦,燮理阴阳”之功德。

     

       三    以书法发展史为轴线判断刻石年代


           观刻石文字,意境高古,在篆隶之间,现以书法发展史为轴线对刻石试做分析。
       甲骨文、金文和大篆,经过商、周及春秋、战国长时期的沿用,至秦朝而统一为小篆,结束了各呈异彩的文字初创阶段。有人说,从小篆开始,才是书法有法可依,可称为书法的时代。然而 ,从秦朝规范文字,启用正体小篆开始,在篆书俗体的基础上产生出一种新书体“隶书”。隶书的产生标志着汉字进入今文字时代。隶书在笔画形态、结构方式及书写方式上与篆书相比,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形成了鲜明的艺术特质。①从书法发展趋势上看,正体由不统一向统一发展。俗体不断朝简约流便发展。②不同历史时期的隶书也会有不同的个性风格。
       西汉刻石文字数量稀少,且文字简短,凿刻粗率,或是草隶或是古隶。③西汉初期与秦朝相接,简牍帛书文字与秦简一脉相承,基本上是古隶的面貌,只不过“隶变”的程度更高,体现出向成熟法度化发展的趋势。④存留作品主要有两类:刻石和简牍帛书。刻石作品存世有《杨量买山地记》、《西汉五凤刻石》等,字体结构与简牍相近,已是隶体。但多数笔画无波磔,可能是制作方式造成的,显得很古朴。湖南长沙马王堆西汉初期墓葬出土的帛书《老子》甲本有浓厚的篆书字形特点,但也有隶书痕迹,如化篆圆为隶方,收笔重按似波磔等。⑤
       摩崖是指刻有文字的天然石壁,也是最古老的刻石形式之一。现遗存《汉大阳檀道界》摩崖刻石全石文字为“汉大阳檀道界君位至三公”共计十一字,竖列三行。起首,汉,独字成行,点明国号,圈定大致年代。中行“大阳檀道界”是为刻石主体部分,故字体较大。末行“君位至三公”为界石附加之文字。因文字较少,现根据书写特点逐字解析于后。汉,偏旁三点水已具隶书特点,草字头为篆体,又颇具楚简用笔之趣。大,将篆书化圆为方,显示出西汉初期的书法特点。阳,左耳旁是篆书向隶书过渡特征,主体部分古朴粗率。显示出隶书初创时期的痕迹。檀,木字旁为篆书体,整个字显出由篆变隶的方拙之气。道,坐车旁写法独特,应为篆、隶转换、过渡时期技法不成熟的因素所致。界,上部“田"字方拙,有隶书特征,下部做一“不”形,亦具篆隶转换时期,尚未规范之状,或谓草率之态。末三笔收笔重按似波磔,颇合西汉初期的用笔特征。“君位至三公”五字,基本上都含有篆书的成份,或说是半篆半隶的混血字体,只有“公”字已具隶书之味。
       综合起来考察,此刻石文字古拙朴茂、雄强恣肆、天真烂漫、古趣盎然。书体呈现出由篆变隶、由圆变方的浓厚时代特征。字体结构与简牍书风相近,多数笔画无波磔,古朴率意、天然成趣。体现出书法书体过渡时期篆隶合体、生涩随意、任笔成形、妙趣横生的特点。相对于汉武帝以后,隶书进入成熟期,隶书特有的笔画已固定下来,左波右磔的特征十分明显,甚至夸张成“蚕头燕尾”的特点,⑹可判定《汉大阳檀道界》摩崖刻石应为西汉初期之物。


      四    刻石当时的意义和后来的价值


      隶书是汉代的主要字体,隶书的产生可以上溯到战国时代。秦始皇统一天下后,以小篆为“官书”,当时的政府发布公文、法令都要用它。这种官书笔画比较复杂,特别是弧线较多,书写困难。据说,秦始皇每天要过目四百余斤木简写成的文书,从中体会到书写的不便。关于隶书产生的原因,根据相关文献的记载,多认为隶书是因官狱、戍役等政事繁忙,为了“苟趋省易”、“以趋约易”而产生的一种文字形体。
       “秦国人在日常使用文字的时候,为了书写的方便,也在不断破坏、改造正体篆书的字形。由此产生出文字的俗体,也就是隶书形成的基础。”⑺由此可见,社会的发展,教育的兴盛,文化的下移,使得汉字因使用范围的扩大和使用频率的提高而在篆书的基础上产生了大量的俗体字,进而正体与俗体之间的相互作用促进了隶书字体的进一步发展。⑻
       汉代是中国文字发展中承前启后的重要时期,隶书的产生,有社会原因,也有文化背景因素。但最重要的应该是秦汉时期人们所使用的书写材料,以及当时人们的生活习惯对文字形态、书写方式的影响。竹简的大量使用,是隶书产生的直接原因。由于竹简的特殊性,导致了隶书特殊的用笔方式、典型隶书笔法的出现。考古实物资料证明,战国至秦代的简牍墨迹,简化的和草化的篆书已然司空见惯,笔画减少,字形有长圆变为扁方。长沙马王堆西汉墓出土的帛书、银雀山汉简以及居延汉简等大批墨迹书法,已有明显隶意。不但展露了有尚带篆意的浑朴的古隶如何演化到劲秀洒脱的标准汉隶的过程,也让我们真切地领略到了汉人隶书的风采。
       隶书的出现,是汉字书写的一大进步,是书法史上的一次革命。不但使汉字趋于方正楷模,而且在笔法上也突破了单一的中锋用笔,为以后各种书体、流派奠定了基础。汉隶丰富了笔法,也就丰富了线的艺术语汇。从篆到隶,由于书写简洁的要求,必然强化笔势的运动。便引发出笔法和笔形的变化。用笔的丰富性便由此而来。笔势有曲转变为直折,在圆笔的基础上产生了方笔。
       简牍书法大多为率意的草写体,作为完整意义的书法艺术,汉隶的笔势、笔法以及结字、篇章的空间构成等物质形式、要素的发展、完备,都难以在形制窄小的简牍上实现。因此,数量有限、字大愈寸、独立成篇且幅面完整而较充裕的刻石的意义便突出了。刻石以那整体性的雄浑气势、郁勃沉强的力量与开朗以及拙朴的风格意趋,更为成功、更为典型地象征了西汉的时代精神,代表了西汉时期的审美趋向。⑼ 纵有行、横无列自由挥洒,有强烈的跳跃节奏感,总体反映了由篆至隶的隶变阶段的文字特征。书法艺术升华到观念变革的高层次,这无疑是迈了一大步。书法并不是简单地取决于形式、结构、线条等外在面貌,而是取决于内在精神和时代风尚,体现出时代的价值取向。
      《汉大阳檀道界》摩崖刻石,原石表面粗糙、高低不平,文字基本是利用石头的自然平面刻成的。古朴质美、率意真趣、生动多姿,是西汉初期民间字体的典型代表。字体书写自然、大小随意,疏而不散、密而不拘,有一种简朴生动的艺术之美。蕴含着西汉时期刻石的风格特点和时代气息。清杨守敬《评碑记》中有一段话,用来评价它比较贴切:“按其字体,长短广狭,参差不齐,天然古秀若石纹然。百代而下,无从摹拟,此之谓神品。”《汉大阳檀道界》刻石的发现,为秦汉书法发展的源流关系及风格技法的研究,提供了可靠的实物资料。对书法字体的演变过程,书体承前启后的发展轨迹,有了清晰的呈现,对隶书的继承和发展,也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


      结语


   在我国浩瀚的书法历史中,有许多被书法史遗漏的民间书家、书迹及碑刻。这些民间书家及其书作具有很高的艺术水平和艺术价值,往往因其社会地位不同、发挥机遇制约而书名不彰;书迹因天灾、人为因素而湮灭。近些年来,通过考古发掘发现了很多民间书法遗存,得到了书法界的重视,并被作为研究和临习的范本,像著名的简牍书法、写经体等。西汉时期的隶书,是承接秦朝小篆而逐渐演化的新书体,在书体由篆转隶的过程种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由于竹简的局限性所致,使书家在书写过程中无法发挥其激情,不能在较大的幅面上构思与布局。而刻石则因石面较大,能体现出书法的特质,因此,这一时期的刻石遗物,给我们呈现了隶书产生初期的具体脉络和发展轨迹。但因年代久远,西汉时期刻石存留甚少,所以,《汉大阳檀道界》摩崖刻石的发现,有着极其重要的书法史料和学术研究价值。
       朱剑心在《金石学》中说:“古碑皆不题署,盖古人质朴,初不欲以撰书之名,附碑而传”,华人德在《中国书法 ·  两汉》卷中说:“今天见到的许多汉代碑版、石刻,多数出于下层佣书、书吏为代表的工匠之手。”《汉大阳檀道界》刻石也应为 “ 一般的令史、书佐等地位不高的文吏撰书的 ”,因无书名,又居深山崖畔,未被识者所见而默默无闻。此石书体颇具民间书法特征,体现出“我书臆造本无法”的化境。事实上,民间书法为书法的创新和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书法发展过程中每一种新书体的产生,大都是在民间书法的基础上孕育而成长,并成就了像李斯、程邈、王羲之等书法艺术大师。


      注释:
      ①②③④⑤⑹ 欧阳中石主编:《书法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一版 第181、183、185、187、23-24、187页。
      ⑺ 裘锡圭:《文字学概要》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67页。
      ⑻ 杨艳:《隶书产生原因》。(网络资料)
      ⑼ 何应辉:  《论秦汉刻石的书法艺术》载《中国书法网 ·  论坛》2011年10月10日。(网络资料)

      参考文献:
      欧阳中石主编《书法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一版。
      裘锡圭《文字学概要》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
      杨艳《隶书产生原因》网络资料。
      何应辉《论秦汉刻石的书法艺术》网络资料。
      文中个别段落参考、引用于网络资料,无法详注出处,在此感谢原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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